美国FDA批准全球首个三重再摄取抑制剂Simtriyo，为ADHD领域近20年来首个新机制药物。此前一年，该药已在中国获批临床试验。
撰文 | 燕小六
近20年来，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（ADHD，俗称“多动症”）终于迎来首个创新机制药物。
近期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批准大冢制药的Simtriyo（centanafadine）缓释胶囊上市，用于6岁及以上、体重≥20kg的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（ADHD）患者。
这是全球首个，也是目前唯一获批的三重再摄取抑制剂（NDSRI），能同步调控、多巴胺、5-羟色胺3种神经递质的浓度，从注意力、冲动、情绪3个维度改善症状。
业内将其称为ADHD领域20多年来首个新机制治疗药物，待美国药物管制部门完成管制分级审核后，该药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正式进入临床使用。
中国患者也已被纳入这条研发管线。2025年8月26日，centanafadine缓释胶囊获得我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（CDE）临床试验默示许可，拟针对中国儿童和青少年ADHD开展临床研究。
“新药看起来作用更全面，但作为医生，我关心它在真实世界的长期表现，尤其是对中国患者的适用性。”我国西南地区某医院精神心理专科医生樊悦（化名）告诉“医学界”，目前仍需保持乐观而审慎的态度。
图源大冢制药官网
全球首创三通道调控，覆盖核心症状
不论是基于临床感受还是文献数据，如今就诊的ADHD患者明显更多了。
这背后有诊断标准的变化。1994年版《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》第4版（DSM-4）要求，儿童或成人确诊ADHD需在9项注意力不集中症状中占至少6项和/或在9项多动症状中占至少6项，且症状须在7岁前出现。
2013年发布、目前国内外主要沿用的第5版（DSM-5）放宽了标准：症状须在12岁前出现，成人、儿童确诊分别只需最少满足5项、6项症状。诊断门槛的降低，客观上扩大了可识别人群。
学校、工作、科技等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提升，叠加ADHD检测水平与公众认知度的提高，也让更多有症状者主动就医。
据公开数据，截至2024年，我国ADHD患者总数约3400万，其中45%是6至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，患病率呈上升趋势。在美国，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，这一疾病影响约700万儿童和1550万成年人。
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，ADHD的生物学机制尚未完全明确，目前公认并非单一因素所致，而是神经递质、脑结构和功能、遗传及能量代谢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主流假说指向大脑单胺类神经递质失衡：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功能不足，5-羟色胺功能过度激活或相对不足。
基于此，现有药物治疗多围绕单一或双重神经递质调控展开。调节去甲肾上腺素改善注意力与警觉性，提升多巴胺改善冲动与奖赏机制，调控5-羟色胺维持情绪稳定、减轻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。
Simtriyo的创新点，正是把这三条通路同步打通，让注意力、冲动控制、情绪三个维度同时获得改善。该药采用“不平衡”设计以兼顾疗效与安全性，对去甲肾上腺素效力最强，对多巴胺次之，对5-羟色胺最为温和。
支撑其获批的4项关键3期临床试验显示，无论是儿童、青少年还是成人患者，Simtriyo均能显著改善ADHD核心症状。
一项Ⅲb期临床进一步提示，其对合并焦虑症的成年患者同样有效。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中，相较安慰剂组，Simtriyo高剂量组（328.8mg/日）在第6周症状改善显著，最早于用药第1周即可观察到效果。
不过，快速起效并非其独有优势，部分传统中枢神经兴奋剂类药物同样能在用药首日就见效。
作用通道多，但说明书带有两项黑框警告
从作用机理和3期数据看，这款新药覆盖ADHD的核心症状，对合并焦虑、抑郁等情绪问题的患者，意义可能更大。
ADHD的复杂性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惊人的共病率上。据2020年发布的《早期识别、规范诊断和治疗的儿科专家共识》，约65%的ADHD患者至少存在一种其他神经精神障碍，社会功能可能因此进一步受损。
在成人ADHD群体中，约45.76%共病抑郁障碍，23.8%至47.1%共病焦虑，这与更高的住院率、自杀风险及精神病性症状密切相关。
“ADHD的异质性很突出。有的人是单纯注意力不集中，有一部分属于混合型，既有注意力缺陷，也有多动/冲动控制障碍，还可能伴有明显的情绪问题。”樊悦告诉“医学界”，部分患者情绪爆发迅猛、消化情绪耗时长、相关问题行为的风险也更高，调控难度明显更大。
研究显示，这类共病其他情绪障碍的患者，接受药物联合治疗的效果显著优于单药治疗，但部分ADHD治疗药物存在兴奋剂滥用或成瘾风险，必须在专科医师严密监测下进行。
对混合型或共病患者而言，作用于多个神经递质的Simtriyo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题思路。
但樊悦也提醒，多通道药物利弊并存：“一般来说，影响的神经递质越多，就会从更多层面影响大脑功能，可能实现‘一箭多雕’；相应地，药物作用谱更广，不确定性也可能随之增加。”
3期数据显示，Simtriyo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食欲下降、恶心、头痛、失眠等，多为轻中度；6岁以下儿童不推荐使用，以避免体重大幅下降。
该药说明书带有两项黑框警告，这是FDA规定的最高级别安全警示：一是提示儿科患者用药后可能出现自杀意念或行为风险，二是提示该药存在滥用、误用及成瘾的可能。
“真实世界的心血管系统及肝肾功能监测、生长发育曲线，特别是共病焦虑、抑郁人群的长期安全性数据，都需要上市后长期随访来补全。”樊悦说，“在没有足够多的证据前，不能简单地因为它‘新’，就快速推广至临床一线。”
比新药更该被重视的，是行为治疗
樊悦长期从事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及行为障碍的心理治疗，她注意到，近年来前来就诊的成年ADHD患者在明显增加。
“他们各有各的难处，或反复受挫于升学考试，或屡因工作失误而受罚，或在日常生活中被贴上各种不靠谱的标签。追溯下去会发现，问题在童年时期就已出现，只是那时被归结于贪玩、调皮、懒惰……”樊悦告诉“医学界”。
事实上，ADHD早已撕掉“儿童专属”的标签。
自DSM-5发布以来，它被普遍视为一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神经发育障碍，60%至70%患者的症状会持续至成年。
相较儿童青少年，成人ADHD更难识别、共病更复杂，对社会功能的损害范围也更广。《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（2023版）》（下称《共识》）因此提出，需要为成年患者制定更个体化、更全面的治疗方案。
然而，可供成人使用的ADHD药物选择并不多。按《共识》，适用于成年患者的一线、二线药物目前分别只有一种。
樊悦强调，药物治疗只是干预的一环。国内外指南共识普遍认为，六七岁以下或轻中度ADHD患者，应首选认知行为治疗、家长培训等非药物干预。
即便用药，非药物干预也需同步跟进。《共识》同样指出，成人ADHD的功能损害更为广泛而严重，非药物治疗有助于实现最大化的功能恢复，建议与药物治疗联合使用。
“行为干预能帮助患者恢复良好的社会适应功能，减少情绪问题和对立行为，年龄越小效果越好，且没有药物副作用，只是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人力。”樊悦说。
但合格师资匮乏、训练时间与经济成本高、传统训练难以全面覆盖社交技能等问题，都在制约非药物治疗的落地。
为破解这一难题，国内外学者正尝试多种路径，数字干预是其中备受关注的方向之一。
据樊悦介绍，美国已将部分经循证医学验证的行为训练模块化、数字化，患者可居家练习、改善部分核心症状和社会功能，为缓解线下医疗资源紧张、降低治疗成本、提升疗效提供了可行的补充方案。
“数字干预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它和药物突破一样，需要临床进一步关注与验证。”樊悦说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樊悦为化名）
来源：医学界
校对：蔡 菜
运营：赵 静
责编：汪 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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